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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1948年5月10日实行，最初规定有效期为两年半。

紧急状态一旦发生，应及时由有权国家机关予以确认。紧急行政权如果没有必要的自律和他律，就得不到国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为了人民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益，可以而且有必要牺牲短暂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20世纪以来，用专门立法的形式来规定戒严事项成为一种趋势。而戒严最大的特征就是维护治安，即由军队出面维持社会秩序。所有紧急状态具有一定的共性，为了调整紧急状态下出现的有别于平时但相对各种具体的紧急状态又具有一定共性的特定关系，事先制定一般紧急状态法是必要的。不同的国家应对紧急状态的紧急行政权的范围和大小不尽相同，而且应对不同程度的紧急状态也有不同种类的紧急行政权。

[4]在20世纪以前，戒严通常是在宪法中原则授权的。（八）规范紧急自由裁量权，以防止紧急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无论如何，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紧急行政权的适用条件、程序作出细致周密的规定。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成立了应急预案工作小组，承担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以及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的建设工作。

至于人大常委会对武装力量的监督，尚没有规定。[34][美]亚伯拉罕·林肯：《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2页。……共和国在危难之际，若不能托庇于独裁官或类似的权力之下以求自保，则必毁于严重的事端。二是规范内容的细致性，法律法规的规范相对较为抽象、普适，应急预案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只实施于特定空间、作用于特定对象，因此其规范更加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

在某些场合会变得完全独裁的强势政府，只能有一个目的：捍卫国家的独立、维持既存的宪政秩序、保障人民的政治和社会自由。[18]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美国。

20世纪民主、宪政、法治在全世界广泛推行的同时，紧急权力和紧急状态法律条款也融入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典和一些部门法中，并在战争、动乱、灾害、传染病、罢工、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等情形下得以适用，甚至在毒品贸易、虐待儿童、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2004年八国首脑会议、2006—2007赛季的欧洲足球赛等社会问题上也得到延伸适用。专制一词源于古希腊，长期被专门用来形容东方的亚洲帝国，意指一种拥有无限权力的个人统治全体人民的政体。主权专政出现于法国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时期，专政者本身就是主权者，拥有制定新宪法的权力。2006年，格罗斯和菲奥诺拉·尼·奥兰在一本全面系统论述紧急权力的专著中，再次重申了这些观点。

仅仅依赖公安和武警在事件爆发的时候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制止冲突，属于典型的治标不治本。[66] 惯常模式的观点，自从被戴维斯法官阐发以后，曾被认为是极富勇气的、最高法院最伟大的学说之一、捍卫美国公民自由的壁垒之一等等。印度宪法第352条、第356条、第360条和俄罗斯宪法第88条也有类似紧急状态期间加强联邦集权的规定，美国、加拿大等联邦制国家的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

2003年以来，在SARS危机等紧急事件的冲击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非常法律体系，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代表的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非常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独裁官出现的具体时间已经无法查证，但可以确定它出现在古罗马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的时期，并对共和制的建立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法律与紧急权力的基本理论 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类型：一是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规范之外，有时甚至产生法律。[59]三是权力趋向集中于中央政府。

[4]孟涛：《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为了满足治理紧急事件的急迫需要、弥补调适模式发展缓慢的不足，例外法模式在中国迅速崛起，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游离于成文法律制度之外的特殊治理体制。以色列的第一部法律——法律与行政法令第9条授权总理和其他部长在紧急状态下制定紧急规章、采取紧急措施。例外法模式是一种权宜之计，无法长久发展，最终也要被合法化。尽管构成例外法模式主体规范的应急预案的制定，均自称依据宪法、法律及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但是大多数应急预案的规范内容实质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公众或民主代议机构将最终决定这些违法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55]权威主义国家包括一系列为数众多的国家体制，其特征主要有三个：一是当权者行使独断的决策权，二是权力缺乏制约，三是统治权威不来自人民的认可而出自统治者本身的特质。二是主张紧急权力融入法律体系，接受法律的规训。

[58][意]罗伯特·隆波里等著：《意大利法概要》，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这种模式又被称之为严格执行观点：在紧急状态下，规则没有也不应该被放宽。

例如，1979年11月，石油部渤海二号钻井船由于指挥不当的原因，在渤海湾沉没，导致72人死亡、3700万元损失。西班牙、希腊、巴西、巴拿马、荷兰、波兰、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宪法明确列举了可以受到紧急权力限制的权利类型。

动员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极大重视。同时，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在建国之初就得到了确立。罗斯托教授主张一个危险的、但无可逃避的真理：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除了专政以外，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无法存活。[44]委托专政和主权专政，都是临时性、过渡性的。

深入回顾这三种理论模式产生的背景，可以发现它们均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类型国家的紧急权力制度明显受到轻视或排斥。该书对古罗马、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大国的紧急权力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介绍和归纳，提炼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

[16]前引[7]，C. L. Rossiter书，第82页。[19]前引[2]，Mark Neocleous文。

[40]前引[38]，马基雅维里书，导论，第16页。在中国，动员长期是一种政治行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确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调适模式在未来应当成为我国主流的紧急权力制度模式。(三)现代：紧急权力、紧急状态法律在全球的勃兴 20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危机、劳资冲突等新型紧急事件的出现，传统的戒严法或围困状态法由于其军事统治色彩浓厚、仅限于应对战争和内乱、强制力度过大、公众较为反感等因素，逐渐退出民主法治深入发展的现代国家。[42]委托专政的原型是古罗马的独裁官制度。

政治动员模式下的紧急权力法律，往往只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已有的动员体制而已。[21]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紧急权力和紧急状态法律规范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国家失去了，宪法还能保持吗？……我认为，一些措施，本来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但由于它们对于通过维护国家从而维护宪法是必不可少的，结果就变得合法了。当iustitium届满以后，对于iustitium之下的行为的评价将依情境而定。

[57]与行政机构相比，民主代议机构的反应相对较为迟缓，而司法机构则是一个被动运行的权力机构。戴维斯进而提出如下规则：美国宪法是统治者和人民的法律，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同等适用，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条件下提供保护。